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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小魯:不能忘記輝煌,也不能忘記黑暗
來源:南方周末 更新時間:2018/3/7 0:47:39 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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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法制晚報報道,今日上午,記者從陳毅元帥之子陳小魯多名故友處獲悉,陳小魯因急性大面積心肌梗死,在海南三亞301醫院搶救無效,于2018年2月28日辭世。

下文選自2013年南方周末關于陳小魯系列報道中的一篇。

陳小魯

陳小魯的中國夢:一個人人堅持獨立人格、獨立思考的社會

中國走向平等,應該保護人的權益,我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按照我的想法來,就要堅持我的獨立人格、獨立思想。

我們這么小的公司,還要接待這領導那領導。土地要批,物價問題也要批。這些東西在國外都是很少見的。我們想要一個正常的社會。

我做的本來就是一個正常人應做的事情,放在正常人身上可能得不到什么贊揚,我一做就得到贊揚,并不是因為我怎么好,是因為我的父親。

陳小魯的家在東城區一處巷子的深處,初冬的北京尚未換上蕭瑟。胡同之外,是如織的游客、擁擠的小吃攤,還有印滿了毛主席像與雷鋒畫像的流行T恤;而在胡同盡頭,青磚鐵門的舊宅里,擺滿了木雕、繪畫與書籍,67歲的陳小魯在其中回憶著往昔:“很多迷霧仍要解開!

他是陳毅之子。許多年來,作為背負父輩盛名的“紅二代”,陳小魯始終遠離喧囂。如今他卻主動站在了歷史的聚光燈前:2013年10月,他組織了一場同學會,并公開向“文革”中被批斗的老師致歉。

67歲的陳小魯總會想起父親告訴他的兩句話:一句是“別有優越感”,另一句是“一將功成萬骨枯”。

“我父親有很大的功勞,但他認為這些都是戰士拿鮮血堆出來的!标愋◆攲⑵湟暈楦嬲],“‘文革’也一樣,不反思,那些血就白流了!

昔日八中那個年輕的學生領袖,如今已近古稀之年了。鏡頭前,陳小魯陷入往昔回憶:“很多時候,我隨波逐流。但我還是能堅持真理、修正錯誤,沒有隨風倒。這是我聊以自慰的!

“文革”時,反思就開始了

南方周末:今年,你帶頭為“文革”批斗老師的行為公開道歉。你是否曾想過,為什么當時一群孩子要如此兇狠地打他們的老師?

陳小魯:1966年我們在學校,突然間團組織沒有了,老師沒有了,校領導沒有了,父母沒工夫管你了。你被放在一個絕對自由的環境里,可以隨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可以成為一個戰斗的人,可以成為一個紅衛兵,可以隨意批判校領導,你對什么不滿意,寫稿子送到印刷廠免費幫你印。

我們年輕人崇拜毛主席,響應毛主席號召。誰是階級斗爭對象?老師和校領導。學生和老師、校長之間一般就有矛盾,矛盾激化后,我們得到宣泄的機會,沒人管,可以隨便批!拔幕蟾锩本褪菑谋本┫雀闫饋淼。北京八中、女附中、四中……利用青年的熱情,第一波沖擊是中學,第二波在大學,然后慢慢擴散。

南方周末:你什么時候開始思考“文革”?

陳小魯:《人民日報》之前的社論說:“文斗才能觸及靈魂,武斗只能觸及皮膚”,但是后來我們八中的書記自殺了。受虐待,忍受不了自殺的。他死了之后,脖子拴著線,吊在那里。我們把他火化了,還要在全校講這是自絕于人民。這個事兒讓我思考,中國話怎么說?人命關天。

南方周末:這個思考帶來什么轉變嗎?

陳小魯:我們后來成立西城糾察隊,就是不滿意當時紅衛兵的暴力行為,要制止教育。你想想新中國成立64年以來,什么時候允許老百姓自己成立組織?我們實際只是個糾察內部的組織,不是造反的。一開始,是到北京車站負責維護秩序。后來跟造反派發生沖突,變成了運動的泛濫,結果就是天下大亂。再后來,總理把我送到部隊去了,隔離起來,保護監督。

南方周末:作為紅二代,你被保護起來了。

陳小魯:總理這個安排是非常巧妙和智慧的,大家都滿意。我在部隊可以發展提干,對父親和我,都是最好的一種選擇。到了39軍后,我也沒改名字,大家很快就知道了。很快我就成了沈陽軍區最年輕的團職干部。

但是,形勢很快又變了:1975年興起了批鄧、反右傾翻案風運動,我所在的團又是軍區“學習小靳莊”的典型,而小靳莊是江青抓的點。我是政治部主任,要主管“批鄧”和“學小靳莊”。一個青年干部,你不做也不行,違心的話必須得說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我們全情投入,我從一個沖動的造反學生,到一個自覺的革命戰士,真是為了革命、國家。但到批鄧的時候,我們已經是成年人了。我給岳父寫了信:“道不同,不與為謀”,申請了調動。我不會因為名利或者迷信毛主席而跟風批鄧——這表明我的一個轉折,這是我“文化革命”中最大的收獲。

當了頭、造了反,就得負起這個責任

南方周末:你不希望再像過去那樣?

陳小魯:批鄧結束后,“四人幫”一粉碎,我就下了決心:我這輩子不再說違心的話了。當時覺得“四人幫”粉碎之后,就搬掉了中國發展的一個大石頭,中國走向平等,應該保護人的權益,我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按照我的想法來,就要堅持我的獨立人格、獨立思想。

南方周末:所以,多年來你一直在為“文革”道歉?

陳小魯:1988年,我們成立同學會,就是為了解決同學之間的一些隔閡;兩年后成立“獎教基金”,補貼母校教師的生活,也是對被批斗的老師有一份愧疚。

政治運動給我們的人生打下一個烙印。過去,私下里也有很多同學道歉。你去反思的話,你會學到很多東西。你不去反思的話,那么重大的損失就白費了。不能說“文化革命”人人有罪,我們當時1000個人,是不是人人都造反了?不是。是不是人人都當頭了呢?也不是。我當了頭、造了反,我就得負起這個責任。

“文化革命”從來離我們不遠,我經常引用的是砸日系車主的事情。我們正在整理一部北京八中“文革”大事記。希望把這段歷史留下來。八中有輝煌一頁也有黑暗一頁。我們既不能忘記輝煌,也不能忘記黑暗。

南方周末:“文革”后你去了海外工作,這段經歷給你帶來什么?

陳小魯:1976年我調入總參二部后,當然是參加學習,從人民解放軍外語學院畢業。1981年我去了英國,做駐英的武官助理,主要工作是研究英國的軍事情況,當時我們的政策還是聯美反蘇嘛。

到英國前,我從書本上唯一了解的是“倫敦霧”。結果下了飛機,藍天白云,草是綠的,還很暖和。那時我才知道:我們的宣傳過時了。

英國的國防部長坐地鐵上班,他們的25號高速公路就差幾公里連不上,因為一個老頭不肯讓房子被拆掉。報紙上刊登著他的照片,端著獵槍,誰來跟誰拼命的樣子。那時我很感慨,他不賣他的土地,國家保護,強征不了,不像我們。

南方周末:但4年后你就選擇回國了。

陳小魯:我在英國待了四年半,回到中國卻發覺自己落伍了。國家的變化也非?,三中全會也開了,改革開放的口號也出來了,中國發生著非常大的變化:我記得1983年放假去溫州玩,很驚奇那里有了夜市、小攤,小市場半夜都做著生意。

“文革”我在部隊時,那里的農民干了一年還欠大隊三毛五毛錢;到了1980年代,農民就有錢了。改革開放的勢頭這么猛。那時農村搞承包制,工廠也要承包,我回來發現聽不懂,很多人說我落伍,語言還是五年前的語言。我就想不能差太遠了,1985年就回國了。

改革不會停

南方周末:你后來怎么去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所的?

陳小魯:當時有同學推薦,我覺得這是中國的大事,欣然領命。1986年,我就到了中央政改研討小組。1987年10月,研討小組變為研究室,成了中央一個正式的部級機構。

南方周末:研究室里你負責什么?有留下什么記憶嗎?

陳小魯:看到了中央的運作過程。成果就是形成了十三大報告。研究室本身內部是很民主的,什么話都可以講,用不著看領導眼色行事。我在研究員里算最大了。其他研究員都比我年輕,思想都敏銳。我們提出了很多問題,領導就講:研究室內可以放開講,不打棍子,我們探討嘛。

那時候關于司法改革的東西,都請像江平這樣的權威,他們講很多,我們做記錄,我也懂了許多東西,政治的,法律的。比如公檢法聯合辦案,直到現在還要改這個東西。

后來我還做工會研究,F在沒人為勞動者講話,才會有“黑磚窯事件”。我們那時調研就有這個端倪了,很多工人說,你們這個工會,不能保護我們工人的利益,F在越來越明顯,不能老是“御用工會”,不能光收會費、看電影就完了。

我們還研究了“危機處理”,對當年社會動亂的可能性進行分析。主要是1988年,物價飛漲,經濟不穩,社會也比較動蕩。十年改革有成就,但是也帶來很多社會問題。這樣,我們就去著手搞些調查,跟團中央的領導交流過關于學校的問題,跟工會談過工人的問題。

不過可惜,還沒調查完呢,到了1990年代,研究室就撤銷了。那一階段的改革嘗試也畫上了句號。

南方周末:現在來看上世紀九十年代處于改革漩渦中心的政改研究室、農研室(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),你怎么評價身處其中的那批人,包括自己?

陳小魯:經歷了“文革”,從十年動亂里走出來的人,他們對體制的弊端有認識,也有熱情迫切地想去改革,在單位是改革先鋒和闖將。他們對中國的改革發展,做出了很多貢獻。至于說他們有沒有什么錯誤和問題,當然有,一群年輕人一腔熱血。

我做這些工作不是為了升官。有一次,楊尚昆問我,你對工作有什么想法,我當時說我沒想法,我的字典里沒有升官這個詞。我自認為,1980年代末,我還是能夠堅持真理、修正錯誤的,沒有隨風倒。這是我聊以自慰的。

南方周末:后來為什么選擇了脫離體制?

陳小魯:1992年,我提出了轉業,離開39軍,不是因為在那兒升不了官,如果我在那兒待著,我很快可以提起來。但沒辦法,我不是這塊料。我也不想從政了,有選擇讓我去證監會,我不去。

我先去了美國講學,美國的一所大學邀請我做冷戰史研究,我去做了三個月的訪問學者。同一年,我還去了新加坡東亞研究所,講了一次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。

我也會和這些國外學者聊起中國。我說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神一樣的領袖,需要的是持常人見解的領袖,這話不是我說的,是恩格斯說的。否則他不懂得民間疾苦。我就跟他講這個道理。他們說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。

他們也會問中國的前途。他們比較悲觀,我卻認為改革不會停的。我想起還在研究室時,辦公室就彌漫著悲觀,他們都比我有學問,我這個人讀書第一不太用功,第二也沒有讀過正規的大學。我只有直覺,直覺是在生活中形成的。

2011年1月20日,新四軍重建軍部70周年紀念集會在江蘇鹽城舉行。新四軍“將二代”在父輩青銅雕像前合影。左二為陳小魯。 (CFP/圖)

我們想要一個正常的社會

南方周末:所以后來你還是回國了?

陳小魯:對,我回到中國,而且還得找點活干啊。養家還得糊口。我目標也沒有太高,夠吃喝活得下來就行了。所以我選擇了下海。

我這個下海了就一去不復返了。不下海我沒有路可以走,我不愿意到國家機關,又不愿意到事業單位。你沒有別的地方去。不想在體制內,只能到體制外,只能是自己打拼。

南方周末:一個“紅二代”下海經商,會有阻力嗎?

陳小魯:肯定有過,有些老太太看了不干了,給領導打電話,說怎么搞得陳毅的兒子下海了。我說老太太老腦筋,我就是想下海唄。你就這么說,小魯愛冒險,下海要是搞得不好,給個救生圈,回來就行了。

1993年我就到海南去了。海南要開發亞龍灣,幾家公司聯合成立了一個股份制的公司,我做了總經理。難度比較大,后來搞宏觀調控嘛,貸不到款,我在那干了一年,就干不下去了。

1993年成立了標準國際,開始做投資咨詢這一塊。主要的工作,就是支持國企在海外上市。從國外的資本市場上籌錢。

這是我們所長。我們有些關系。當時一些國企對走向世界根本沒概念,他對國外投行也不是很信任,需要顧問做個客觀評估。我們也做很多公關的工作,政府公關。比如,廣深鐵路H股在海外上市,我們做它的顧問。我出面找到了計委副主任,找到了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等等。我們做得還是比較好。畢竟老爺子在那里擺著,不支持你也不會敲詐你。人說我們發財了,其實我們五六個人,干了兩年,就掙了60萬元人民幣。

南方周末:實際上,即使經商,你還是很難遠離體制。

陳小魯:有個朋友是香港的,他的公司在香港上市,十幾年他只見過官員一次,就是在上市那天,官員來宣讀上市公司的規定。我們這么小的公司,還要接待這領導那領導。做項目當然要跟政府打交道。土地要批,物價問題也要批。這些東西在國外都是很少見的。

我真想做生意應對客戶就完了,交稅就完了。我們想要一個正常的社會。

下海幾年,感覺的確也不好。我覺得挺沒意思的。我感到我跟這個社會不適應。這些現實和我從小學到的東西、和我理想中的社會理念太不一樣了。我有點理想主義化。

1997年,我身體不好,主要還是覺得特沒勁,所以我就退下來了,F在比較超脫了。

南方周末:你似乎是個非典型“紅二代”,更愿意從批評的角度去看問題。

陳小魯:其實都有批評,對現實都有不滿,但可能很多人會有些顧慮,他們很多人是吃皇糧的,我是不吃皇糧的。他們有的說,你這么高調,沒有人找你談話嗎?我說誰找我談,我是納稅人,我供養你們。

南方周末:道歉后你又站在了聚光燈下,能適應現在的生活嗎?

陳小魯:我是有自知之明的。我做的本來就是一個正常人應做的事情,放在正常人身上可能得不到什么贊揚,我一做就得到贊揚,并不是因為我怎么好,是因為我的父親。

陳 小 魯

1946年出生于山東。

1966年,陳小魯任北京八中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,倡議并組建了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(“西糾”)。8月19日,組織了對北京市教育系統領導的批斗大會。

1967年“二月逆流”后,陳小魯淡出運動,改名陳衛東,到北京的718廠去勞動。

1968年4月被周恩來送到沈陽軍區所屬的一個部隊農場監護鍛煉。

1976年調入總參二部。1979年起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參謀、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英國大使館國防副武官。

1985年,陳小魯從英國回國,任北京國際戰略問題研究學會副秘書長。

1986年10月參加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,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社會改革局局長。

1988年,由陳小魯倡議,成立了北京八中老三屆同學會。

1993年回國,下海經商,同年創立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。◉2001年任博時公司獨立董事。

2013年10月7日,回母校北京八中開“文革”道歉會,公開向老師鞠躬道歉。

責任編輯:趙勇



責任編輯:cprp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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